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两个结合”的提出与实践，已成为新时代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键所在，它为红色文化在当代的理论深化与实践拓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红色文化的诞生是“两个结合”的生动实践
红色文化在“第一个结合”中应运而生。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首次在党内郑重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红色文化便萌发于此，它并非腐朽书页中的文字照搬，而是中国共产党在破解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革命这一难题中生长出来的独特文化。例如，井冈山精神源自武装割据打破城市中心论教条、让科学社会主义扎根中国山区的伟大实践；延安精神则确立于整风运动中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落地生根，把科学真理打造成了改造旧社会的重要武器。红色文化在回答走什么路、建什么党、打什么仗的根本问题中淬火成形，最终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凝聚起一条既连着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又深系于神州大地的精神血脉。
红色文化在“第二个结合”中明晰根脉。文化基因不是静态符号的相加，而是在回答民族生存性问题时被反复激活的集体无意识。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红色文化能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深入人心，深层原因在于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中华文明自轴心时代以来反复遭遇的环境变化，迫使其不得不面对“个体修养如何通向天下治理”“理想社会如何牵引现实变革”等根本性问题，并形成了“以德配天”“修齐治平”“天下为公”等传统思维智慧。近代以来，这些问题以更加尖锐、更加激烈的方式再度显现。民族危亡关头，个体智慧何以报国？理想的社会制度又当如何构建？红色文化正是在回应这些追问的过程中，将传统的“以德配天”转化为“党的建设”的自我革命，将“修齐治平”转化为“改造两个世界”的党性修养，将“天下为公”转化为“共产主义理想”的科学追求……这正是红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在文化基因上存在深层联系的发生学依据。同样，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华文明的“大同”理想、人民至上的立场与“民为邦本”的智慧、实践观点与“知行合一”的哲学，都存在着文化基因上的一脉相承。
由此可知，红色文化在“第一个结合”中由马克思主义赋予其科学的思想内核与彻底的革命决心，在“第二个结合”中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其提供深厚的文明沃土与持久的精神滋养，二者相互激荡、相辅相成，使红色文化既凝结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独特气韵，从而升华为凝聚民族共识、支撑国家崛起的灵魂性力量。
“两个结合”推动红色文化内涵的丰富发展
红色文化并非封闭的、完成式的，而是在“两个结合”的持续深化中不断丰富和升华的精神生命体。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新时代，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在“结合”的深度和广度上有所推进，使红色文化的内涵不断获得新的理论阐释、展现时代特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红色文化从无到有、从萌芽到成形的关键阶段。“第一个结合”在革命实践中实现了历史性突破，集中体现在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一系列伟大精神的锻造中。以延安时期为例，党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在文艺战线上创作了《白毛女》《黄河大合唱》等作品。这些作品既深植于民族民间的艺术形式，又贯穿着阶级斗争与民族解放的革命内容，实现了政治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可视为“第一个结合”在文化上的正确诠释。这一时期虽未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但《白毛女》对“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传统伦理命题的革命化表达，已经隐含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的时代性表达和创造性传播。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红色文化在改天换地的奋斗中实现发展与弘扬。此时的“结合”深化体现在中华传统美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获得的法律性的保障。以往的中华传统美德，如“保家卫国”“克己奉公”，大多停留在个人修养或家庭伦理层面，其实现既依赖个体的道德自觉，也缺少社会制度层面的激励。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提供了社会舆论环境，提高了集体认同的精神高度。这一时期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等，将中华民族“保家卫国”的忠勇正气升华为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将“克己奉公”的道德追求锻造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精神……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传统美德从私德走向公德，让它不再停留在个人修养的自觉，而是走向可以被集体歌颂和实践的行为准则，使中华传统美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达到了崭新的时代高度。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红色文化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不断丰富与创新。这一时期，“结合”面临着全新的时代话题，即开放环境下的文化主体性、市场经济下的价值衡量。特区精神将“革故鼎新”的古老智慧与敢闯敢试的改革勇气融为一体，开拓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新道路。抗洪精神将“众志成城”的民族凝聚力与“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熔于一炉，在抗洪救灾中升华为全国一盘棋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生命至上的价值体系。载人航天精神将“天人合一”的哲理与尊重规律的科学精神相贯通，让传统的“究天人之际”的哲学思辨转化为探索宇宙奥秘的敢于实践和勇攀高峰的坚韧意志。这些伟大精神证明了红色文化并非与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相排斥的顽固观念，它是能够在“结合”中面对国际多元文化也保持定力、取长补短、自我发展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红色文化在民族复兴的宏伟进程中实现升华。这是“两个结合”与红色文化深入结合的黄金时代，红色文化的内涵由此跃升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统一的新高度。伟大抗疫精神中，“生命至上”是对“仁者爱人”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升华，“举国同心”是对“万众一心”传统理念的社会主义制度性发扬。脱贫攻坚精神则将“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千年夙愿，转化为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人间奇迹。这些精神标识深刻表明，新时代的红色文化已不仅仅是革命遗产的传承，而是在“两个结合”的引领下，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拧成一股绳，共同铸就了今天中国独有的精神气质。新时代的红色文化不仅是革命的血脉延续，更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引领，尤其通过“第二个结合”进一步彰显了红色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红色文化沿着“两个结合”的路径，持续生长、不断升华，这一实践历程说明其生命力恰恰在于既坚守马克思主义之魂，又深植中华文明之根，在“两个结合”的不断深化中，为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提供了持久而深沉的文化底气。
在深化“两个结合”中推动红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历史已经证明，红色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两个结合”的不断深化。面向未来，这种生命力能否持续迸发，取决于我们能否将历史的积淀转化为当下的实践力量。面对数字时代的传播变革、代际更迭的文化隔阂以及国际话语权的激烈竞争，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必须在理论深耕、传播创新与产业赋能上找到新契机，最终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深化理论研究是推动红色文化守正创新的前提。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能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中包括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结合。红色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其力量优势正在于这种“结合”，因此深化研究须从二者的契合点出发，通过深入的学术研究，梳理整合零散分布的红色资源，提炼形成体系化的红色理论叙事，为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重塑提供坚实的学理基础。唯有奠基于深厚学理的文化传承，方能有力抵御各类错误思潮的侵蚀，真正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上实现深度扎根与理论升华，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思想动力。
以创新传播途径赋能红色文化传承与创新。立足“两个结合”的时代要求，主动顺应传播方式的变革和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让人工智能赋能红色文化传播，打造具有鲜明政治性、专业性、权威性、开放性的红色文化传播平台，生动传播红色文化。一方面，以数字技术激活红色基因，重塑文化传承的空间形态。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对红色文化遗产、文献典籍及革命旧址实施高清数字化采集、修复与立体展示，构建互联互通的红色文化数字资源库，精心打造沉浸式红色云展馆与线上研学平台，以此突破物理空间的局限，实现红色文化的云端保留。另一方面，优化新媒体叙事，并推动传播方向转向交互生成。深耕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渠道，推出红色微叙事、红色纪实影像等轻量化内容，针对青年群体量身打造“红色+国潮”“红色+动漫”“红色+说唱”等跨界产品，推动智能体介入，善用大众化、青春化、智能化的语态解读红色精神，有效打破代际传播的隔阂，让文化遗产在人际互动中走向世界。
推动产业升级与品牌塑造相融合，实现红色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在“两个结合”的引领下，需将红色文化融入研学、旅游、文创、演艺等现代产业体系，孕育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强大影响力的品牌。这要求我们突破传统的静态陈列与单向展示模式，设计兼具使用、观赏与教育功能的高品质红色产品，让红色元素在潜移默化中融入大众生活，丰富相关文创市场。同时，提升红色旅游景区的数字化管理水平，并将文化内容嵌入红色沉浸式演艺、红色主题特色民宿等高水平业态，提升受众的文化沉浸感与情感共鸣度。树立品牌发展观念，基于本土红色历史的独特性，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与历史细节，将革命故事、红色精神融入数字化体验、研学课程等各类产品中，着力培育诸如“红船精神”“延安记忆”等精品红色IP，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产业品牌，积极融入国际交流，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风貌，构建品质优良的红色文化产业链。
红色文化的根，扎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里，也扎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沃土里。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只有坚守“两个结合”的路径，方能使其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真理与情感、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桥梁。唯此，红色文化才能不断焕发时代生机，为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可替代的智慧与力量。
（作者分别系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本文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重大课题“‘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4＆WZD04）
